宋朝实行的主客户户籍制度及赋役制度,这些制度相比前朝,对客户大为有利,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大大减弱。
这本身是由于生产力与商品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后,政府鉴于实际情况,不得不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,给予劳动力流动一定的自由。
这样客户既可以选择成为商业手工业的雇工,也可以选择做农业佃客。
因此这一时期的租佃制,客户也已有迁移的自由。这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,是息息相关的。
天圣五年,宋仁宗就下诏规定:“自今后客户起移,更不取主人凭由,须每田收毕日,商量去往,各取稳便。
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,如是主人非理拦占,许经县论详。”
这些情况,与马说的定义都不一样,如果一味地以西套中,只要稍作研究就会发现,很多东西,其实似是而非。
只能说,中国特色的“华夏封建”,其社会复杂性,可能远超马说所定义的“欧洲封建”。
苏油自打穿越过来,在这方面就一直下着苦功夫,一直在认真研究自己穿过来的这个时代,而不是上来就大刀阔斧咣咣咣几板斧。
因为那样失败的概率远大于成功的概率,而且就算是成功,也不过是让自己加入了这个循环——英雄成功屠龙以后,自己就变成了新的恶龙。
只有结合实际,参考大宋的政治情况、经济情况、思想体系、文化程度,世俗民风,从这个基础出发,考察成熟后,再去制定相应政策。
而不能天马行空地生搬硬套后世的所谓“先进经验”,才有可能获得成功。
基础决定上层,不要指望仓廪不实的百姓知礼节,守法度,那是不近人情,是不可能的。
从后世穿越到以前的人,绝不会喜欢以前的制度,但是要改变它,却绝不是简单照搬。
因为你得先研究清楚,支持后世那些制度存在的广泛社会基础,在你穿越过来后,是否依然存在。
如果没有,那就还是筑基阶段。
因此苏油才苟了几十年,大宋如今才有了能够跟上自己思路,发挥创建的蔡京、章惇。
这两位只是露出海面最显眼的冰山而已,他们的底下,是理学和理工已经培养出来的一个相当巨大,能将他们拱到现在这个位置的阶层。
这个阶层还在持续不断地成长和壮大,已经渗入全社会的方方面面,渐渐朝着一个阶级演化。
用蚂蚁咬死巨龙,而不是以英雄取而代之,这才是真正的“屠龙术”。
这套方法到现在已经日渐成效,即便是雪域高原上的布达拉宫,都不能不受其影响。
这些年,佛教在高原上的传播越发兴盛,阿令京的弟子前往各地的传法人,出名的有五十四位,被誉为四梁八柱十哲三十二椽。
在吐蕃向雄王者永当八世意多坚赞彻底皈依佛教,邀请西路弘传活佛禅师阿令京于大昆寺驻锡、译经之后,当地统治者们似乎发现了一种很好的统治方式——****。
而在另一个时空,吐蕃也的确是于这个时期完成此事的引入的。
吐蕃长期的割据与纷争,给了红衣佛教最大的市场,上层统治者需要一种方式来扩大势力范围,凝聚人心。下层贫苦大众需要精神寄托,文化渴求,以及思想皈依。
在修行的过程中,阿令京发现自己师尊受禅宗“顿悟瑜伽”的影响,导致了一些问题,因此反对顿悟,主张渐悟。
倡导通过广建宗教建筑,亲身参与其中,体之劳之,用这样的方式来坚定信仰,修行佛法。